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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onday 2006年10月30日

大上海---想说爱你不容易

大上海——想说爱你不容易

提起大上海，从小就知道，而且那时是把虚无的名词与物化的“大”联系在一起的，虽然没有一点实质性的形象再现于脑海，却无端地想象那就是一座言语无法描述的大得不得了的城市。其实，有些冠以“大”的东西，不一定名实相符。譬如，弹丸之地的日本可以自称“大日本帝国”；只有一间平房的道旁乡村小吃部也可以冠名“大酒店”；身材矮小的人名字里也可以加个“大”字（但刘大伟除外）。然而，大上海是名实相符的。前日，登上东方明珠眺望大上海，真与在龙塔上眺望哈尔滨是两种感觉：那数不清的林立的大厦重重迭迭，一眼望不到边，让你觉得天的尽头都是楼群，真有一种“烟波浩淼”之感。

大上海之“大”是毋庸置疑的。但我总认为，在今天，事物小与大的界定是不能单以物化的外在形式来作为标准的。打个比方，“小糊涂仙”在酒量不佳的人眼里绝对是大大的恐惧；小提琴的优美和变化也绝对胜过大鼓；还有邓小平，谁敢说他“小”呢？大与小的界定是要把一些非物化的因素考虑在内的。这样一来，据我一月来的所见所闻，大上海之“大”是要大打折扣的。

因为培训中心每天只提供中晚餐，所以每天早餐都要自己外出“觅食”（中心的楼下虽然有西式自助餐，但要十五元，且种类还不如我校食堂多，因此大家多不在那里用餐）。同学经多次“踩点”，推荐给我一个家属区内的餐厅，于是便去了。我要了三根油条，一碗豆浆——这是我在家时的常量，但等油条一送出来，却细得令我“悲从中来”，你得佩服人家的烹炸技术，足以叫早市上那些吆五喝六的师傅们汗颜。三根下肚，仍觉腹中空虚，无奈只好又加了一个茶鸡蛋。从此，三根油条、一碗豆浆加一个茶鸡蛋，便成了我每顿早餐的常量。我在迈出门槛的那一刻，还在心里暗自庆幸着：多亏没有像咱家一样叫“大果子”，否则不知该多狼狈了。更有趣的是在豫园游览,那是上海一条著名的古色古香的商业街，过去称作“城隍庙”，见到一群人(包括不少老外)排着长长的队伍买东西,我诧异,什么东西这么热销？上前见一块黑板上写着大大的两个字:馒头。我仍不解，多大的馒头会这么吸引人？等买到的人捧出来一看，我不由目瞪口呆——是小笼包。小包子何以成了大馒头呢？我想不明白，我也知道古代是有曾经把包子叫作馒头的时候的，《水浒传》中孙二娘给武松吃的馒头就是人肉馅的，而且日语里到现在“包子”的汉字也还是“馒头”，因为是继承了中国的传统。但也不会是这种小包子啊！我只能胡乱猜测，这也许在他们的意识里就是大的了。我强制自己不再想下去，我怕像鲁迅笔下的阿Q责怪城里人把“条凳”叫“板凳”一样被嘲笑。

在家时零角的硬币我早已陌生了，偶尔有也只是放在方厅里的桌子上去早市用，平时花钱多半就"四舍五入"了。然而现在我兜里总装着好多叮当作响的硬币，因为随时都会用到。上海人的认真叫你五体投地，他不会多要你一角钱，但也决不少要一角钱，丁是丁，卯是卯，你少给他要不满，你多给他还不要。昨天去燕子家之前买了几斤水果，那卖水果的大妈倒是爽快地抹了零头，叫我震撼，但一张嘴就听出来了——是山东人。

如果说这些生活细节只是习惯上的差异的话，那么上海人的特殊气质，也足以叫你感悟到那种大与小的矛盾。刚到上海时就听班上有人私下里开玩笑说“上海没男人”，参观XX中学听到一位广东校长提出“这么小的学校出来的学生气质会像男人吗”的质疑时，心里还很为上海人抱不平，怎么会都没男人气质呢？昨天打的去晓东家，司机是一个方脸粗颈的汉子，我坐上车时还在窃喜，谁说上海没男人。可一张嘴说起话来，叫人大跌眼镜，那尖尖的半生不熟的普通话，让我总怀疑那声音是从他的身体里发出来的吗？就像看美国大片，导演选了一个气质不符的配音演员时的感觉一样。途中我和他攀谈，聊起了车的品牌和型号，他一脸的骄傲和自豪——因为他驾驶的是新型的桑塔娜3000，我小心翼翼地提起我们生产的“赛豹”，他不屑地说，没听说这牌子；有时挂外地牌照的车走错了道，他会鄙夷地说外地人在上海不会驾车，大城市的优越感溢于言表。当有车影响了他驾驶时，他也像哈尔滨的司机一样边按喇叭边骂上几句，但我听了直想笑，因为那吼声里总透着一种外强中干，我们的司机骂的虽然同样不文明，但却给人一种荡气回肠之感，让你感到和他一样解恨。“大”的优越和“小”的懦弱，这两种矛盾的气质就这样滑稽地统一在他的身上。

说到上海人的处事，晓东和燕子最有发言权了。燕子的班上有一个学生，家长是某执法机关的干部。有一次区里一堂公开课在她班试讲，那学生正赶上胃疼，燕子便叫他先去医务室吃药，快去快回。可直到上课铃响，学生也没有回来，因为好些有关领导和专家都来听课，她便交代走廊的清洁工让他们回来不要进教室了。可当天半夜家长的电话就打来了，说孩子因为这堂课没听，所以家庭作业没法做，还指责说你就是因为我孩子学习不好，不想让他上这节课，才故意用吃药把他支到校医室的，并扬言第二天要去教育局投诉。听了这番讲述，我脱口而出下了结论：“大城市的小市民！”

我也知道用这些以偏概全的事例来评价所有上海人，是不符合辨证唯物主义的，因为这样的个例在任何地方都可能出现。何况上海人的聪明，做事认真，喜欢创新，同样鲜明地体现在他们身上，又让人不得不佩服。我现在只是以一个东北人的文化视角，从身边的经历来看上海人，难免有偏颇，假如一个上海人同样以其习惯了的文化来看东北人，也许他的嘲弄比我还要尖刻。这也许就是相迥的文化难以融合造成的吧。

于是我又想起了晓东带着醉意问我的那句话：“你说怎么能融合？”是啊，当一种文化陷入另一种主流文化的重围之中，无法融合却又无法摆脱时，这种痛苦的怅惘是谁都无法逃脱的。也许办法只有一个：痛并融合着，如果你已经选定要生活在那个文化氛围中的话——就像定居四川就必须要习惯“麻辣烫”一样。不说别人，我才来了一个月，现在有时说话自觉不自觉地也迸出几个入声字，舌头偶尔也发硬，而且决不是在酒后。